是否應該對死刑犯實施器官強制捐贈？

開場陳詞

正方開場陳詞

各位評審、對方辯友、在座各位：

今天我們討論的是一個關於生命價值與社會正義的重要議題。我方堅定主張：應該對死刑犯實施器官強制捐贈。這不是對生命的輕視，恰恰相反，是對更多生命的尊重與拯救。

首先，從社會效益來看，這是拯救更多生命的必要之舉。 當前台灣有超過萬名病患在等待器官移植，每年有數百人因為等不到合適器官而失去生命。死刑犯在結束自己生命的同時，有機會讓多個生命獲得重生，這難道不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嗎？

其次，從法律正義角度，這是罪責補償的體現。 死刑犯剝奪了他人的生命權，透過器官捐贈，他們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彌補對社會造成的傷害。這不是懲罰，而是給予他們最後的救贖機會。

第三，從資源利用效率，這是避免醫療資源浪費的理性選擇。 健康的器官隨著生命終結而廢棄，而另一端是苦苦等待救命的病患。強制捐贈能夠最大化地利用這些寶貴的醫療資源。

最後，從倫理層面，這是對生命尊嚴的昇華。 當一個生命無法繼續，讓其器官在他人體內延續生命，這本身就是對生命價值的最高尊重。

我們不是在討論是否尊重死刑犯，而是在討論如何讓更多的無辜生命得到拯救。謝謝！

反方開場陳詞

各位評審、對方辯友、親愛的聽眾：

對方辯友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美好的願景，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，強制器官捐贈背後隱藏著對基本人權的嚴重侵犯。我方堅決反對對死刑犯實施器官強制捐贈。

首先，這嚴重侵犯了身體自主權這一基本人權。 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身體擁有最終決定權，這是現代文明的基石。即使是被判死刑的罪犯，他們的基本人權也不應被剝奪。一旦開了強制捐贈的先例，我們如何保證這不會擴大到其他群體？

其次，從法律原則來看，這違背了無罪推定和自願原則。 法律懲罰的是行為，而不是身體。強制捐贈實質上是將人體物化，把生命當作資源來開發利用。

第三，這可能導致嚴重的司法不公。 想想看，如果器官強制捐贈成為常態，會不會出現為了獲取特定器官而影響死刑判決的情況？這將動搖司法公正的根基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這破壞了器官捐贈的自願利他精神。 真正的器官捐贈應該出於自願的愛心奉獻，而不是被迫的「器官徵收」。這種強制做法只會讓器官捐贈這項崇高的事業蒙上陰影。

我們不能為了拯救一些生命，而踐踏基本的人權原則。因為今天我們如何對待最該死的人，決定了明天我們如何對待最不該死的人。謝謝！

駁斥開場陳詞

正方二辯駁斥

對方一辯剛才的陳詞，像是一首感人至深的人權詩篇，但詩意再美，也不能掩蓋現實中數百名病患正在黑暗中等待光明的事實。讓我們回到辯題的核心——這不是在討論要不要尊重人權，而是在問：當一個人已經被判處死刑，他的身體權利是否仍應享有完全的自主？

「身體自主權」的神聖性是否絕對？

對方說「身體自主權是文明基石」，聽起來振聾發聵，但請問：我們會允許死刑犯在牢房裡種大麻嗎？會讓他自由使用網路散播仇恨言論嗎？不會。因為一旦進入司法懲罰體系，個人自由本就會受到合理限制。那麼，為什麼唯獨在器官這個議題上，我們要賦予它近乎宗教般的不可侵犯性？

更何況，許多死刑犯在執行前早已表示願意捐贈器官。問題是，如果僅靠自願，台灣目前死刑犯器官捐贈率幾乎為零——不是他們不想，而是制度沒有提供誘因與明確流程。強制捐贈不是剝奪選擇，而是建立一個「默示同意」制度，就像器官捐贈卡那樣，只是把起始點從「 opt-in 」調整為「 opt-out 」。

強制等於「物化」？還是「生命昇華」？

對方擔心強制捐贈會把人「物化」。但我想問：當一位母親犧牲自己拯救孩子，我們稱之為偉大；當士兵為國捐軀，我們立碑紀念。為什麼當一個死刑犯用最後的方式拯救他人時，我們卻說他在被「物化」？

這不是物化，這是逆向救贖——讓一個終結的生命，成為另一個生命的起點。與其讓健康的肝臟跟著仇恨一起火化，不如讓它在某個孩子的體內繼續跳動。這難道不是對生命最深刻的致敬？

司法不公的恐懼，該不該阻礙進步？

對方提到「會不會為了器官而判死刑」，這種擔憂我能理解，但這就像因為有人酒駕就禁止所有車輛上路一樣荒謬。我們應該做的，是強化司法獨立與透明機制，而不是因噎廢食。

事實上，全球已有國家實施類似政策——中國曾推行死刑犯器官捐贈制度（雖有爭議），而伊朗則允許貧困者出售腎臟。與其在黑市交易，不如在我們的法治框架下，建立公開、透明、可監督的強制捐贈程序，這才是務實的改革方向。

自願精神的「純潔性」迷思

最後，對方強調「自願才是崇高」。但請想想：如果今天路上有人昏倒，你會先問他有沒有簽過急救同意書，才決定要不要CPR嗎？不會。我們有「緊急救助義務」，因為生命價值高於形式自願。

同樣地，在死刑執行的極端情境下，社會有集體責任去最大化生命的延續可能。真正的利他精神，不只存在於自願之中，也存在於我們共同決定「某些事，本來就該這麼做」的道德共識裡。

因此，我方堅信：對死刑犯實施器官強制捐贈，不是侵犯人權，而是拓展人權的邊界——從個體權利，走向群體生存的正義。

反方二辯駁斥

正方一辯描繪了一幅「一命換多命」的救世圖景，彷彿只要按下器官捐贈的開關，就能瞬間解決移植短缺危機。但現實從來不是簡單的算術題，而是複雜的倫理方程式。讓我們冷靜下來，檢視對方論點背後的幾個致命盲點。

「效益至上」能否凌駕基本人權？

對方不斷強調「拯救更多生命」，但請注意：我們從來不接受以犧牲無辜者來拯救多數人。想像一個情境——醫院裡有五位病人分別需要心、肝、肺、腎、胰臟，而隔壁病房有一個健康人。若我們殺了這個人，就能救五個人。效益上看很划算，但我們絕不會這麼做，因為這違背了「人不能被工具化」的基本原則。

死刑犯雖然是罪犯，但他仍然是「人」，不是「器官容器」。一旦我們接受「某些人的身體可以被國家強制徵用」，那麼明天，精神病患、長期失業者、甚至政治異議者，是否也會被列入「潛在捐贈名單」？滑坡效應不是恐嚇，而是歷史教訓。

「罪責補償」是正義，還是情緒報復？

對方說器官捐贈是「彌補社會傷害」，但這根本是偷換概念。法律上的補償，應該是賠償受害者家屬、參與修復式正義對話，而不是把器官拿去移植給毫不相關的陌生人。

這更像是「以德報怨」的變形版——我們不直接報復你，但我們要用你的身體去做好事，好讓我們感覺良心安穩。這不是救贖，這是道德洗白。國家藉由強制捐贈，把自己從刑罰的執行者，變成生命資源的分配者，這是一種權力的擴張，而非正義的實現。

效率背後的「道德成本」被嚴重低估

對方談資源效率，卻完全忽略制度運作的隱性成本。試想：執行死刑前，醫療團隊要進駐監所進行器官評估、保存、摘取——這將使死刑執行變成一場「醫療行動」，模糊了司法與醫療的界線。

醫生的職責是救人，不是協助國家處決後「收割成果」。當醫師穿上手術衣站在死刑台旁，我們還能相信醫學的中立性嗎？世界醫學協會早已明確反對醫師參與死刑，而強制器官捐贈只會讓這條紅線更加模糊。

所謂「默示同意」，其實是「默示壓迫」

對方提議「 opt-out 」制度，看似溫和，但在死刑犯的處境下，哪有所謂真正的「同意」空間？一個即將被國家處死的人，在面對獄方詢問是否捐贈器官時，如何能自由表達意願？他會不會認為「答應捐贈」能換取較輕的待遇？這種結構性的權力不對等，使得任何「默示」都充滿脅迫色彩。

與其追求這種表面高效的強制制度，不如大力推動公民教育、鼓勵自願捐贈、改善腦死判定流程。台灣活體捐贈逐年上升，正顯示民眾對器官捐贈的接受度正在提高——我們不需要走這條捷徑，更不該以侵犯人權為代價。

總結來說，我方並非冷血地忽視等待移植的病患，而是堅持：正義的手段，才能帶來真正的善果。我們不能用一個錯誤去修正另一個悲劇。因為今天我們如何對待最極端的罪犯，決定了明天我們如何對待每一個普通人。

謝謝各位。

交叉質詢

正方三辯提問

正方三辯：謝謝主席。我將依次向反方一辯、二辯、四辯提出三個問題。

第一問（對反方一辯）

請問對方一辯：您剛才強調「身體自主權不可侵犯」，那我們來假設一個情境——一名死刑犯在執行前明確表示：「我願意捐出所有器官，只求我的肝能救我妹妹一命。」但因為法律禁止強制捐贈，也沒有自願機制，結果他妹妹等不到肝源去世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您認為是「尊重了他的自主權」比較重要，還是「讓他親人活下來」比較重要？

反方一辯：這是一個令人心痛的情境。但我必須強調，即使出於善意，也不能建立一個允許國家強行徵用身體的制度。我們應該改善自願捐贈體系，而不是以悲劇為由合理化強制。

正方三辯追問：所以您的意思是，就算他親口說願意，我們還是不能動？那這到底是保護他的權利，還是剝奪他表達愛的最後機會？

第二問（對反方二辯）

請問對方二辯：您提到「醫生不該參與死刑」，但如果今天是在自然死亡後進行器官摘取，醫師當然可以合法參與。那麼，請問——死刑也是死亡的一種形式，為什麼僅因「死因不同」，就否定器官可用的正當性？難道心臟不會因為是被注射而停止跳動嗎？

反方二辯：關鍵不在於生理上的「心跳停止」，而在於過程的道德性。當醫師參與死刑相關醫療行為，就會淪為刑罰的共謀。這不是醫學問題，是倫理界線。

正方三辯微笑回應：原來如此，所以您不是反對「器官移植」，而是反對「國家殺人後順便救人」……那如果未來有一天，我們廢除死刑，改用安樂死執行？那時器官能不能用？（全場輕笑）

第三問（對反方四辯）

最後請問對方四辯：台灣每年約有500人等待器官移植死亡，而現役死刑犯平均年齡不到50歲，多數器官健康。若實施強制捐贈，理論上每年可多提供上百組器官。面對這些正在黑暗中等待光明的生命，您能否告訴我們：您願意用自己的道德原則，去替他們做這個生死抉擇嗎？

反方四辯：我無法代替任何人做決定，但我知道，如果為了救一群人，就讓另一群人失去基本尊嚴，那我們所建構的社會，終將不再值得被拯救。

正方三辯點頭：很詩意的回答。但我想提醒各位評審，詩意不能換肝，也不能讓孩子重新站起來走路。

正方質詢總結

綜合三位反方的回答，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矛盾：他們一面高舉「人權神聖」，卻又拒絕給死刑犯最後一次行使權利的機會；一面說「醫生不能共謀」，卻沒想過不作為導致更多病人死亡，難道不是另一種共謀？更諷刺的是，他們用「道德高度」否決實踐可能，卻從未問過那些等死的家庭，他們的道德又在哪裡？

我方不是要貶低人權，而是主張：當一個人的生命已無挽回餘地，他的身體仍有可能成為他人的起點。我們不該用抽象原則，封閉具體救贖的可能。謝謝！

反方三辯提問

反方三辯：謝謝主席。我也將依次向正方一、二、四辯發問。

第一問（對正方一辯）

請問對方一辯：您主張「強制捐贈是罪責補償」，那我想請教——如果今天有一名死刑犯，他殺了十個人，但他只有一顆肝。按照您的邏輯，他捐出肝就算「彌補社會傷害」了嗎？是不是只要器官夠多，殺人也可以「分期付款」？

正方一辯：我們說的補償，不是量化交易，而是象徵性的社會修復。透過捐贈，讓罪犯留下一點正面價值，這有助於受害者家屬的心理療癒。

反方三辯追問：所以您承認這是一種「象徵」？那為什麼不用更純粹的方式，比如寫悔過書、參與修復式正義？非要拿器官來做道德兌換，是不是其實心裡清楚——您真正想要的，根本不是救贖，而是器官產能？

第二問（對正方二辯）

請問對方二辯：您提到「 opt-out 默示同意」很合理。但請回答：在監獄體系中，一名死刑犯聽到獄官說「你若不反對，就視為同意捐贈」，他會不會擔心「反對會被視為不合作，影響處遇？」在這種權力結構下，沉默真的等於同意嗎？還是只是恐懼的靜音？

正方二辯：這確實是制度設計必須考量的風險，因此我方主張應由獨立第三方機構徵詢意願，並全程錄影存證，避免脅迫。

反方三辯輕笑：啊，所以您也承認需要「第三方監督」？那請問——如果連您都覺得監所環境不適合談「自願」，那還叫什麼「默示同意」？不如直接承認：這本來就是國家主導的器官收割計畫，至少誠實一點。

第三問（對正方四辯）

最後請問對方四辯：全球大多數民主國家，包括美國、加拿大、德國，都禁止或嚴格限制死刑犯器官捐贈。而目前大規模實行的國家，其人權紀錄普遍受質疑。請問——當全世界都在警惕這條紅線，我們有什麼資格宣稱自己能做得既高效又道德？

正方四辯：每個國家背景不同。與其因少數國家濫用就否定制度本身，不如思考如何在我們的法治基礎上建立透明機制。與其放任器官荒，不如勇敢面對改革。

反方三辯搖頭：勇敢？還是天真？當伊朗允許窮人賣腎，我們稱之為「剝削市場」；今天您要把死刑犯變成「國家指定捐贈者」，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制度性剝削？只不過這次，剝削的不是貧窮，而是死刑。

反方質詢總結

從三位正方的回答中，我聽到了幾個關鍵詞：「補償」、「默示同意」、「國際差異」。但每一項都被他們自己打臉——
他們說是「補償」，卻無法解釋為何器官能抵罪；
他們說「 opt-out 」，卻又要靠第三方防止脅迫，顯見根本不敢信任體制內的自願；
他們說「別跟壞榜樣學」，卻忘了正是因為看到歷史教訓，我們才更要守住底線。

我方不是反對救人，而是堅持：手段的邪惡，終將腐蝕目的的光輝。
與其走這條捷徑，不如踏實推動腦死判定、鼓勵自願捐贈、發展人工器官。
因為真正的文明，不在於能救多少人，而在於即使面對最該死的人，也不肯弄髒自己的手。

謝謝大家。

自由辯論

（正方先發言）

正方一辯：
對方一直說「不能物化人」，但請問——我們允許死刑犯參與監獄勞動，是不是也在「利用」他們的勞力？如果身體可以被國家管理到這個程度，為什麼唯獨器官不能成為社會資源的一部分？難道肝臟比螺絲釘還神聖嗎？

反方一辯：
（笑）對方把人體器官跟工廠螺絲釘放在一起比較，真是讓人冷汗直流。勞動是改造的一環，但摘除器官可是永久性的！而且，勞動可以停止，器官摘了就再也長不出來。您這是想把監獄變成「器官養殖場」嗎？

正方二辯：
哈！對方立刻跳進「養殖場」這個恐怖片劇本，但現實不是驚悚小說。我們談的是健康、合法執行後的器官捐贈。與其讓這些器官火化成灰，不如讓它們在別人體內繼續跳動。這不是養殖，是生命接力賽——死刑犯跑完第一棒，我們幫他把接力棒傳下去，有什麼不對？

反方二辯：
接力賽？聽起來真浪漫。但問題是——這位選手根本沒同意參賽！你說他是「默示同意」，但在國家即將終結他生命的那一刻，他的沉默真的是「願意」嗎？還是害怕拒絕會影響最後的待遇？這種環境下的「同意」，就像逼囚犯寫悔過書一樣，能算自由意志嗎？

正方三辯：
所以您的意思是，只要人在壓迫環境下，就永遠不能做任何有意義的選擇？那我們是不是也該禁止死刑犯寫遺書、捐款給慈善機構、或向受害者家屬道歉？這些行為不也都發生在「結構性不平等」之下嗎？照您邏輯，全部無效囉？

反方三辯：
當然不是！但那些是表達，不是被剝奪。寫遺書不會讓他的手消失，道歉也不會讓他的肺被拿走。重點在於：是否涉及「不可逆的身體侵入」。一旦打開這扇門，明天誰來定義哪些人「應該」捐出器官？精神病患？長期失業者？政治異見者？

正方四辯：
哇，對方已經預言到未來五十年的政治清洗了！（笑）但我們是在討論現行法律下、經司法程序判決的死刑犯，不是在演《黑鏡》第五季。與其幻想極端情境，不如面對現實：台灣每年有三百多人等不到器官而死。您寧願讓他們全部死去，只為了保護一個即將火化的肝臟的「自主權」？

反方四辯：
我寧願守住一條原則：人不能被當作工具。今天你可以說「只是死刑犯」，明天就會有人說「只是吸毒者」「只是流浪漢」。歷史告訴我們，所有暴政都從「合理例外」開始。你們口中的捷徑，其實是一條通往道德淵藪的高速公路。

正方一辯：
那請問，如果未來廢除死刑呢？是不是代表所有討論都白費？如果我們真的走向無死刑社會，那今天的爭論不過是一段過渡時期的務實選擇。與其空談理想，不如趁還有機會，多救幾個人！

反方一辯：
廢除死刑是趨勢，但這更凸顯你們政策的短視——花大錢建立一套只適用於少數人的強制捐贈系統，結果五年後就用不上了。與其搞這種「一次性器官收割計畫」，不如投資全民器官捐贈教育，推動腦死判定透明化，那才是真正可持續的解決方案。

正方二辯：
所以您承認現在的自願制度不夠用囉？活體捐贈雖上升，但大體捐贈率仍低得可憐。等教育、等觀念、等十年？那些病人等得起嗎？有個家屬跟我說：「我女兒每天問媽媽什麼時候可以出院，我不知道怎麼回答。」——您知道最殘酷的事是什麼嗎？是她明明有機會活下來，卻因為一個人的肝臟被燒掉了，而必須離開。

（現場短暫安靜）

反方二辯：
我很心疼那位小女孩，但我也心疼另一個事實：當我們開始相信「目的正當，手段無關」時，我們就正在失去作為文明社會的資格。真正的進步，不是看我們能犧牲多少原則去救人，而是看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不踐踏他人也能救人。

正方三辯：
好，那讓我問最後一個問題：如果有一天，你的親人急需器官，而唯一合適的來源是一位剛執行完死刑、且生前未明確反對捐贈的罪犯——你會拒絕嗎？

反方三辯：
（停頓）我會很掙扎……但我仍然會問：這顆心，是以什麼代價取得的？如果它是踩著基本人權換來的，那麼即使它跳動在我親人身體裡，我也會聽見整個社會價值崩塌的聲音。

正方四辯：
所以您選擇讓親人死去，也要維護一個抽象原則？那我想問，在那個病房裡，躺在那裡等死的孩子，她懂不懂什麼叫「人權哲學」？她只知道，有人不願意分享一塊本來就要浪費的拼圖，就讓她的生命永遠缺一角。

反方四辯：
而我想反問：當我們教孩子要誠實、要尊重他人時，我們能不能同時告訴她：「雖然爸爸媽媽救了你，但他們是用違反原則的方式做到的」？有些價值，必須以身作則。我們不能一邊教孩子不要偷東西，一邊說：「這次偷 organ 可以，因為你是好人」。

（時間到）

結辯

正方結辯

各位評審、對方辯友：

一場死刑執行後，火葬場的煙囪升起一縷青煙，而醫院裡，又有一个人的心電圖變成了一條直線——因為等不到器官。

我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為了替死刑犯辯護，也不是要美化犯罪，而是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：在我們討論「能不能」的時候，有人正在死去。

對方一直說「人不能被工具化」，但我想請大家想想：當我們允許死刑犯在獄中勞動、生產商品、甚至納稅時，我們已經在「使用」他們了。那麼，為什麼唯獨當他們的肝臟可以拯救一個孩子，他們的腎臟可以讓一位母親重返家庭時，我們卻突然變得如此純潔，如此害怕「沾手」？

這不是純潔，這是偽善的潔癖。

我方從未否認人權的重要性，但人權不是只屬於那個人，也屬於那些在加護病房裡靠呼吸器維生的無辜者。當你說「身體自主權神聖不可侵犯」時，請別忘了，另一個孩子的身體自主權，正被死神一點一點剝奪。

對方擔心滑坡效應——今天是死刑犯，明天是不是精神病患？但法治社會的防線，不是靠「不敢做」來守住的，而是靠「敢做，但嚴格監督」來建立的。我們不會因為警察可能濫權，就廢除警察；不會因為法官可能誤判，就停止審判。同樣地，我們更應該建立一套公開、透明、由第三方醫療機構獨立執行的強制捐贈機制，而不是直接關上這扇門。

還有人說：「這不是真正的自願。」
可是在死刑定讞的那一刻，所有選擇都在崩塌。遺書是自願的嗎？道歉是自願的嗎？捐款給慈善機構是自願的嗎？如果這些都被視為最後的自我表達，為什麼唯獨器官不行？

也許，這正是最深刻的人性考驗——
不是他還能做多少好事，而是我們是否願意給他最後一次，做人的機會。

未來或許會廢除死刑，但今天，它仍然存在。與其讓健康的器官跟著仇恨一起火化，不如讓它在某個陌生人的體內繼續跳動，告訴世界：即使是最黑暗的生命，也曾經照亮過別人。

所以，我方堅定認為：
對死刑犯實施器官強制捐贈，不是侵犯人權，而是拓展生命的邊界；
不是國家的掠奪，而是社會集體的慈悲決策；
不是終點的收割，而是起點的傳承。

不要讓正義只停留在懲罰，更要讓它延伸到救贖。
謝謝大家。

反方結辯

各位評審、對方辯友：

剛才正方說，火葬場冒煙的時候，醫院也有病人離世。
聽起來很悲傷，但我忍不住想問：如果有一天，火葬場不再冒煙，而是直接開進醫院的手術房——器官摘取完畢後再執行死刑，你們還會覺得這是一場「救贖」嗎？

我們不否認那背後的善意，也不嘲笑那些想救人的心情。但正方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：當我們用國家機器去強制徵用一個人的身體，不管他是誰，我們就已經開始改變這個社會的本質。

對方說「這不是工具化」，但什麼才是工具化？
當醫師不再是救人的角色，而是站在死刑台旁等待摘取器官的技術人員；
當司法不只是審判善惡，還開始評估「這個人的肝夠不夠健康」；
當新聞標題不再是「某某殺人犯伏法」，而是「今日執行，可供移植心臟一顆、腎臟兩對」——
這不是工具化，什麼才是？

人類花了幾百年，才建立起「每個人都是目的，而非手段」的文明底線。康德說：「人之所以尊貴，正因為他不能被當作物品來計算價值。」
可今天，正方卻想用「一命換三命」的算術，來打破這條線。
但請記住：道德不是數學，正義不能加減。

對方說「其他国家也有類似做法」，但伊朗允許賣腎，中國曾大量使用死刑犯器官——這些真的是我們要追隨的榜樣嗎？還是該提醒自己：越是困難的選擇，越要守住那條不能退的線？

我們當然希望每個等待器官的人都能得救。
但解決方法，不該是向下沉淪，而是向上提升——推動大眾簽署捐贈卡、改善腦死判定制度、鼓勵家庭溝通、甚至研究人工器官與異種移植。
台灣活體捐贈逐年上升，顯示人心並不冷漠。
我們不需要走這條捷徑，更不該以踐踏尊嚴為代價。

最後，我想分享一個畫面：
有一天，一位死刑犯在臨刑前寫下遺書，說他願意捐出器官。
家屬同意了，醫療團隊在完全自願、透明、非強制的情況下完成移植。
那個 receiving organ 的孩子康復了，寫信感謝這份來自黑暗中的禮物。

這樣的感人故事，不需要強制，也能發生。
而它之所以動人，正因為那是出自自由意志的選擇，而不是國家刀鋒下的默認。

所以，我方堅定主張：
可以同情，但不能掠奪；
可以期待救贖，但不能強制奉獻；
可以追求更多生命得救，但絕不能讓正義本身先死去。

今天我們如何對待最極端的罪犯，決定了明天我們如何對待每一個普通人。
請守住那條線，因為那不只是他的尊嚴，也是我們共同的文明。

謝謝大家。